“启禀陛下，过去五年，我大崋在各行省总计清查出隐田385万顷有余。”
张有誉先汇报出了全国清查出的隐田总数目，然后便开始逐一汇报各省的清田情况。
一顷等于一百亩地，大崋能清查出三四亿亩隐田，着实是令不少人意外的。
即便是刘升也有点惊讶。
须知，前明可是在万历初年进行过一次清田的，距离现在不过六七十年而已。
虽说张居正改革清丈田亩在地方执行得并不彻底，毕竟也清查出了两百多万顷田地。
大崋则是在前明鱼鳞图册的基础上进行清田，却依旧能清查出近四百万顷隐田。
除了说明当年张居正改革时清田不彻底，也说明过去六七十年，大明人***发下，又开垦了不少荒地。
比如说贵州、关系、云南、四川这西南几省。
正是比明初时多出了很多田地，明末时才能有超两亿人口。
对于大明而言比较可惜的是，这近四百万顷隐田的税，大明朝廷都没能收到。
大明既收不到多少商税，农税也收不全，又有庞大的军队、官僚、宗藩需要供养，出现财政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今大崋财政总收入中，农业税的比重虽然在逐年减少，但依旧算一大项收入。
同时还是大崋朝廷掌握粮食这一国家命脉的重要手段。
因此，上至刘升，下至朝臣，都对农税颇为重视。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不论是大明，还是历史上的清朝，对士绅都只是免役，而非免田地税赋。
以明朝为例，对农民不分地主还是小农主要是征收税赋、正役、杂役。
之所以士绅免役后来成了免粮，主要是因为明朝在持续性地改革税役政策。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虽是张居正改革时的“一条鞭法”，即以银代粮，以银、粮充役，等等。
可实际上，类似的政策从早在成化、弘治年间就有苗头了。
比如说，按明制轮班的工匠，可以出银替役，就是弘治年间的事。
明廷开始给士绅免役资格，只是因为士绅属于在任官员，或是备用官员。
比如说，某人正在当县令，但家乡地方却需要服役，要让他去当地县衙当个衙差，那么他是在异地当县令，还是回乡当衙差？
抛出这种悖论不谈，单是顾及官员的体面，明廷给与士绅免役之权也是能理解的。
可是当能够以粮、银充役之后，这种免役权就进一步变味儿了。
不少人为了少交役银，将田地诡寄在免役之人名下，以达到少交役银的目的。
大崋的徭役本就比大明减少、减轻了很多，不少公共设施、工程，都是朝廷拨款、官府花钱雇人去做的。
所以，大崋当初虽然为了避免前明颇为庞大的士绅团体迟缓大崋定鼎天下的进度，承认前明士绅的免役资格，但实际上对田赋的征收影响并不大。
前明时，士绅团体之所以影响到田赋的征收，并非通过免田赋、免役，而是通过与地方官吏勾结，隐蔽田亩，拖欠正税等方式进行的。
会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朝廷威势不振，军事实力不强所导致的。
大崋才建国，朝廷威势正隆，军队更是威名赫赫，地方上的大户、豪族自然不敢拖欠税赋。
如今大崋再通过清田令，清查除了近四百万顷隐田，自然能令田赋增加一大笔。
当然，大崋徭役虽轻，却并非没有，且目前依旧是按田亩、人头综合收税。
所以，未来施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纳粮，依旧是很有()
必要的···
当刘升思考着明清的税赋役银问题，以之作为参考，谋划着大崋的相关政策时，下方张有誉不疾不徐地汇报完了各省请查出的隐田数目，以及遇到的一些特别事例。
听完，刘升便让张有誉坐下，又看向户部左侍郎袁继咸。
“袁卿，你来汇报一下普查令在各省的落实情况吧。”
“是。”
袁继咸也应声而起。
他同样是先从人口总数说起。
“通过推行普查令，目前我大崋在册总人口已达到了2.3亿有余！”
相较于两年前，大崋在册人口直接暴增了几千万！
并非这两年大崋就多出了几千万新生儿——这里面新生儿确实占据了一部分，但更主要的是大崋设立了安东、漠南两大行省。
漠南蒙古人口虽然不算多，但一百多万还是有的。
至于昔日李氏朝鲜的人口，虽然经历清国入侵，以及大崋攻取朝鲜的两轮战争，减少了很多，但依旧有一两千万人口。
经过刘升与军机大臣、政务院诸部大臣商议后，大崋计划在今后几年，将朝鲜大户、大族陆续迁徙到辽东、辽西、甘肃、贵州、广西、云南，以及琼州岛、东藩岛这些边疆偏僻之地去落户。
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