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姐和小赵师傅处对象了。这事在厂里传了一阵，逐渐平息了。
我和师姐的关系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先是师姐开始有意躲我了。以前师姐也有意无意地躲我，但那是心里没有疙瘩的躲，这次不一样，只要我在的地方，她就坚决不出现、不靠近，脸上没有表情，心里却塞满了冷漠。有一次下班后，师傅临时托人传话让我过去一趟。我到师傅家后，看见师姐也在。他们两人有说有笑地正在吃饺子，显然我的到来师傅没有告诉师姐。师姐看见我后，脸色立即冷若冰霜，放下饭碗拉开门就走了。当场搞得我很难堪，搞得师傅很尴尬。她都走了好一会儿，师傅还在自言自语，月月中魔怔了，她以前不这样啊。
受师姐对我态度的影响，小赵师傅也对我敬而远之，上班的时候一句话也不敢对我说。下班以后就更不敢了，因为师姐随时会突袭他的宿舍。更有甚者，有时候在沟口迎面撞见师姐和小赵师傅，本来两人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只要看见我，师姐必然搂定小赵师傅的胳膊，甜蜜而又旁若无人地从我身边走过。
这样的事多了，我就觉得师姐的大学白上了，格局、心胸太小，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有家不回，又比如不去楼上、非要来车间。我对师姐只有姐弟之情，确实没有男女之意。既然师姐不认我这个师弟，我又何必去套近乎。这个想法一从心里窜出来，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的脸上冷若冰霜，眼中再也看不见她了。
不知道是谁带的头，男青工中突然流行起了卷发头、红衬衣。算起来我进厂已经不短时间了，发的工资除了给家里，还有富裕。兜里有了钱，赶潮流的心就蠢蠢欲动。一个星期天，我专门去烫了发，买了件红衬衣，又穿起了喇叭裤，戴上了□□镜，再次走出宿舍门的时候，我感觉天都变了。礼拜天职工食堂没有饭，只能去沟口解决。我迈着吊儿郎当的步伐，嘴里吹着“闪闪的红星”，目中无人地往沟口的路边摊走去。
师姐是从另一个岔路口出现的，她看见我，没有像以前一样扭头就走，而是冲着我走了过来。我这个人心软面硬，一旦决定了一件事，表面上是很绝情的。我的步子没变，口哨没停，把马路走得就像自家的后院一样。和师姐插身而过的那一刻，她突然拦在了我面前，我只能停止了口哨。师姐竟然对我说，今天食堂没饭，我给你做了些包子。我这才看见她的手里有一个饭盒，我甚至闻到了里面的香气。我当时的举动完全是下意识的：我把□□镜往下拉了拉，装作很认真地看了看师姐，然后又很认真地对她说，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说完这句话，我感觉很过瘾，继续吹着口哨，迈着吊儿郎当的步伐往沟口走去。走了好一段了，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师姐仍然背对着我站在原地，像一棵没有长大、孤独的小树一样。
心里没有了顾忌，人生就会轻快许多，惬意许多。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我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并且很享受目前的现状；但个体总要融入共体，于是，我在大众口中，以前“老黑”后边又加上了“二流子”的绰号。人们只是私下这样称呼，没有人敢当面这样喊我。我不在乎这些背后的伎俩，继续我行我素。
我不在乎，有人在乎。这些传言传入师傅的耳朵后，师傅受不了了。我想师傅不是因为我而受不了，而是因为我是她的徒弟才受不了。师傅是个要强又好面子的女人。女强人总是嚷嚷着要剪去我的卷发，摔碎我的□□镜。被师傅逼得急了，我就和她开了一句玩笑，要不您和工段申请一下，让我提前出师。这句话含义特别丰富，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不管哪样想，里面总有一些决绝的意味。师傅可能一下子不能像我这样决绝，只能闭了口，站在我身后摇头。
我以这样的形象出现以后，只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犯刺、甩脸子，这个人就是老孙。对他，我已经不再以工段长相称，而是直截了当地叫他老孙。作为一个学徒工，这样的称呼已经有些犯忌，所以对他的冷脸和白眼我就睁一眼闭一眼了。我能这样做已经不容易了，因为我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思想上一骄傲，行动上就有些懈怠。一天晚上酒有些多，早上没有起来。要不是土根揭开被子在我的屁股上扇了一把，估计一上午也醒不来。进厂以后我还没有迟到过，我连早饭也没有吃，急急赶到工段，考勤箱已经锁了。里面全是红牌子，只有我一个是白牌子。我正琢磨着怎么打开锁，老孙晃晃悠悠过来了。
迟到了？老孙阴郁着脸说。
我不喜欢老孙，就是因为他这张脸，长这张脸的人心思阴险。我喜欢明刀明枪。起晚了，我说。
不知道自己还在学徒期吗？老孙又问。
转正了，即使迟到也不会伤筋动骨。学徒期不一样，对迟到、早退、事假、病假、旷工都有量化考核。我有些心虚，老孙真要按原则办，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脑子急速地转动，琢磨怎么才能过了这一关。老孙的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朵花，冲着我身后喊到，吆，大记者怎么今天贵脚踩到贱地了。
我还很少见老孙这般笑脸，好奇使我转过了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