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叶府。
叶向高高兴的问道：“王建阳真的这么说？”
李三才点头，端起茶水道：“我所传言语一字不落。”
叶向高长舒一口气，“能够提出条件，说明王建阳已然与浙党那边有深入沟通，此事真能促成了。天下百姓之幸呀！”
东林党内部也是分成派系的，顾宪成或许完全是党争的心思，叶向高却还有些为天下百姓谋利的公心，他加入东林党也是觉得这个党派可以帮助他实现抱负。
这几年虽然被调到南京，但叶向高对于税监的痛批和上疏就没有停过，他是真想此事能成。
东林党能够在明末党争之中独自成为对抗其他党派的一方势力，除了因为他们占据舆论宣传优势，坐拥江南文人支持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东林党内部有比较严格的纪律。
朝中的其他党派多半是依靠地方关系、门生故旧甚至利益纽带团结在一起，而东林党则有东陵书院这么一个思想中心，所有成员都必须在“大义”的名号下行事，东林书院掌握“大义”的解释权，自然就能够引导着东林党成员向要求的方向行动。
所以东林党是比起其他朝中党派多了一条指挥链条的，直接就使得东林党成员的行动力一致性比起朝中的其他党派要强太多。
后来能够和东林党对抗，阉党也是找到了第二条指挥链条，那就是魏忠贤的树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隐形规矩。
李三才回南京后的第二天，原本针对此次京察所波及的几个浙党官员的调查突然就冷了下来，对于《苏州旬报》给沈一贯写的洗白软文东林党上下更是没有任何阻挠。
王文龙曾经影响过沈一贯的许多行动，这次又主动联络东林党进入税监上疏的布局，哪怕最后不成功，王文龙也从一个单纯的幕僚变成了一个组织者。
明末的朝堂，因为皇帝的长期缺位，所以朝堂斗争的主力是各党派的官员，这些官员不只论品级大小，关键是能不能折腾，有攒局能力、能够合纵连横的都是可以上牌桌的人物。
靠着大量杀人打压和不理性的提拔走狗，阉党同样塑造了一个行动力极强的党派，不过随着魏忠贤一倒，这个链条自然断裂，阉党也就分崩离析。而东林党的东林书院却无论被关多少次都还能够有思想流传，于是哪怕东林书院都倒了，还会有一大堆自称“东林后学”的人物接下他们的香火。
组织形式是先进的，只是如果这个组织力不是用在党争上那就更好了。
东林书院的大佬重视王文龙也并非头脑一热的决定。
原本历史上的汪文言不过一个幕僚，没有任何功名，只因为有强大的人际关系网和运筹能力就能直入京城，参与内阁级别的斗争。更何况王文龙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名士、儒生，还有中书舍人的官位，绝对值得东林党高看一眼了。
接着山东布政使上书，建议将一部分从陆路横跨辽东半岛运往义州、六堡的军输改发船引走海运，并在鸭绿江口寻找停靠的锚点。
甚至就在李三才回南京不到几天以后，常州的东林书院本旬的会讲直接就拿了《民族国家论》做题目。
这可就太给面子了，东林书院的会讲书目相当于向全天下的读书人做了一个大广告，不只是卖书的效果，更是把王文龙给捧到了极高地位。
此次会讲由钱一本主讲，长洲名士陈仁锡代课。
陈仁锡是东林大佬钱一本的弟子，因为钱一本攻《尚书》，王文龙写了《尚书古文疏证》以后，他们这一派一向是最和王文龙不对付的，连王文龙的《国富论》《训诂学讲义》他们也骂，现在陈仁锡讲王文龙的作品，和解的信号已经完全释放。
陈仁锡是万历二十五年的举人，虽然没有考中过进士，但却是东林书院之中著名的文胆，此人的治学水平相当之高，原历史上他天启二年就要考中探花的，当上翰林编修。翰林编修都是进士之中排名靠前的人材，而陈仁锡在翰林编修中也是出挑，他因为优秀的文笔学问成为“直经筵、典诰敕”的皇家典章撰写人。
后来天启赐魏忠贤公爵，魏忠贤想让陈仁锡草拟诰词，陈仁锡表示：“世上自有愿意草拟诰词之人，何必非我？头可断，诰不可草。”此君的文笔太好，魏忠贤觉得由别人草拟诰词没面子，因此就记恨上陈仁锡。
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些内容也是符合东林党人品味的，早在之前就有东林党人讨论。
只不过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如此了。
东林党人是地主士大夫，民族主义主要团结的则是小地主和手工业者，两者有天然隔阂。
即使是可以共通的部分，东林党人的守旧思想也是接受民族主义时的一大问题，就算在东林书院为众人讲解《民族国家论》的陈仁锡对于民族主义也无法完全接受，比如那句：“凡辽人前往省直者，尽数出关，以清内地”就是陈仁锡讲的。
民族主义想要把大明疆域之内的人团结成同一民族，但陈仁锡根本就不觉得辽东丘八和自己是同样的民族，你叫他咋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