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又问：“前几日我见了河南上来的几份折子，如今安阳府的甲骨发掘很有成效，董作宾请求成立一个甲骨学会，以为这是比让有司负责研究甲骨更好的办法，沈先生如何看呢？”
“老臣不了解近日时新的考古学。”沈鲤回答。
“不了解？这考古学似是从训诂学里发端出来的，先生可是当世研究经义一流的人物呀，如何会不研究？”万历皇帝奇怪道。
“老臣于此道确实没什么研究，实在羞愧。”沈鲤告罪一声就低头喝茶。
沈鲤被称为一代伊洛真儒，著述颇丰，是万历年间一等一的理学家，怎么可能没看过训诂学、考据学的相关内容，董其昌发掘甲骨之时请求东林党帮忙，当时就有人来走沈鲤的门路，可是沈鲤却直接拒绝，董其昌做礼物给他送来的甲骨他也不收。
事实上沈鲤在和东林党人的交流中表示过自己的真实想法：“似这般的考古考据，若研究出与经典相背离的内容，是该坚持经典，还是更改，谁又有那地位去改？若改了，天下读书人又该笃信何物？”
沈鲤并不是古板的理学家，做学问到他这种程度，自然能够看出朱熹当年留下的许多内容之中都有错漏，沈鲤作为理学大家其实自己是不相信理学天然就有超凡地位的。
也可以说沈鲤的脑子很清醒，他知道理，学之所以被推崇，就是因为当今天下需要一种可以奉之为正宗、推之为圭臬的学问去宽正人心。
要不然科举考试考什么？朝堂之中的各种斗争以何理论为本？
沈鲤自己也不完全相信理学，但是他却认为不能没有理学，因为再也找不到一个比理学更加完善、规范的学说。
当然，王文龙的出现完全让他意外。
王文龙的考据学实在太有攻击力了，完全颠覆了过去读书人的学习和研究方式。《尚书古文疏证》作为考据学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内核深挖之后形成的学派完全是可以替代理学的。
但是在沈鲤看来，王文龙以及追捧他的考据学者考古学家的兴起，却完全是一件坏事。
他知道选择理学作为科举的基础理论并不是因为理学好到了什么程度，而是因为理学的地位可以适应这样的工作。
理学的崇高地位是历代读书人花费几百年才造就出来的，其中甚至包括了许多巧合和侥幸的因素。
既然如今已经有了理学这样好用的工具，作为顶层学者和大明此时的掌舵人之一，沈鲤坚信小车不倒只管推，很反对对于此时的学术界发起冒然的冲击。
没有几百年的积累，现在再提出一种新学问，哪怕再是正确先进也不可能达到理学在天下人心中的地位。
新学说的出现，必然使得天下大乱。
他觉得这才是“理学倒了，天下纲常就断了”的真正意思。
万历皇帝和沈鲤之间的谈话持续了半个多时辰，最后皇帝问道：“请先生试论王建阳其人。此人如今在民间声名颇盛，朕想升他个闲官以为嘉奖鼓励，也显爱民之心，先生认为如何？”
沈鲤仔细思考回答说道：“若以人才而论，此人绝对堪称本朝一朵奇葩，他之学问严谨有方，胜过而今世所称道的泰州诸生、李卓吾之辈甚多。若论小说、史论等也是第一流的，其文辞虽不甚瑰丽，然而说论理井然、眼界广博，恐怕当今世上无出其右者。然而说起其为政以及考据之学说，臣并不赞同。”
沈鲤评断：“圣上拔擢他一个闲职可也，但若是将之作为词士近臣，恐怕此人论断太过，会给圣上招来非议。”
万历皇帝闻言思索，然后点点头。
福州府，正在请假之中的王文龙带着李国仙回到家，突然就收到通知，他升官了，还是个京官——谨身殿中书舍人，从七品。
命令送到王文龙手里时就是一张圣旨，也没有别人的书信没头没尾的，王文龙一时搞不清楚情况，于是拿着自己的任命跑去找徐学聚询问。
中书舍人这个官属于内阁的中书科，本职工作是掌书写诰敕、制诏等等，大概是一个抄写员或秘书室职员的工作。
此官在明初是由国子监生充任的，当时还是一条国子监生学习官场规矩的好路子，做了几年就会外放到其他职位。但是随着明朝制度的改革，写旨的工作渐渐被阁老以及司礼监所掌握，中书舍人能做的事情就很少了。这实在不是个有前途的职位，所以国子监制度渐渐衰弱改以科举制度取士之后，中书舍人这官儿居然没有进士愿意来干。
到了此时，中书舍人已成为京官之中少数可以以荫生、贡监补授的职位，如果没有考中举人以上的功名，又想要干到七品文官，几乎只有这条路。
这官儿甚至能买，富家子弟一无所能，但是可以先捐一个监生，然后再捐资得一中书舍人，如果使钱多的话，于名头之前还能再加一卿衔，俨然成为高官显爵。
当然，由于中书舍人能管的事儿实在太少，上面对接的单位是阁老，下面对接的单位是六部，总不能跟阁老、尚书伸手要钱，所以这个官